2018年以来，被告人郑某利用其加盟经营某英语培训机构的便利条件，为获取非法利益，未经权利人许可即委托D公司，为其盗印某英语系列教材共计72012册，非法经营数额78万余元。盗版教材销往上海、浙江、江苏、广东、内蒙古等地，合计64824册，非法经营数额403万余元。案发时，查获盗版某英语系列丛书4种，包括书籍6720册、光盘720张、学习卡片778盒。

被告人王某某于1998年7月至2014年3月在E公司工作，并签订《劳动合同》《保密合同》。2008年7月9日，王某某借用他人身份成立F公司。从E公司离职后，王某某又于2014年8月1日成立G公司，并实际控制经营上述两公司。

信息化时代，检察机关要加大对网络侵犯著作权行为的惩治力度，依法平等保护境内外著作权人的合法权利。推动建立健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，积极发挥法律监督在“行刑衔接”中的作用。结合办案推动行业治理，促进企业合规经营。

检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应当坚持全面审查，发现遗漏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线索的，应当通过引导公安机关开展侦查，必要时进行自行补充侦察，查明案件事实。企业经营信息能够给权利人创造经济价值，提高权利人在市场中的竞争力，属于商业秘密，应当依法予以保护。

国际、国内行业标准的版权问题，应根据作品的权属证明、版权页、编写说明等证据进行区别判断，“强制性标准”因是具有法规性质的技术性规范，不受著作权法的保护，但推荐性标准不属于法规性质的技术性规范，属于著作权法保护的对象。坚持对中外企业知识产权一视同仁、同等保护，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。

检察机关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，在告知权利人刑事诉讼权利义务的同时，要告知其民事权利义务。在准确认定案件事实、把握定性的前提下，最大限度促成犯罪嫌疑人对权利人进行民事赔偿，维护权利人合法权益，化解社会矛盾，节约司法资源。针对案件中暴露出的企业管理漏洞，积极开展企业合规管理，帮助企业建章立制，促进企业依法合规经营。

检察机关在办理知识产权刑事案件时，应注重运用刑民一体化审查的方式，准确认定商标权的产生时间，商标权与著作权的权利内容和边界，同时强化行刑衔接，实行行刑一体办案，积极参与社会治理。

在办理知识产权刑事案件时，需从综合司法保护理念出发，探索刑事附带民事诉讼，积极推动建立刑民一体化保护机制，将刑事打击和民事赔偿有机结合，同时延伸检察职能，积极参与社会综合治理，充分发挥知识产权检察职能集中统一履行整体效能。

检察机关办理知识产权民事案件，应当准确认定民事侵权责任主体及其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。对于被执行人为商户字号，经查询无可供执行财产的，检察机关应当监督执行该字号经营者的财产。应强化知识产权综合性司法保护，积极推行知识产权检察职能集中统一履行，健全知识产权检察综合履职模式和办案机制，加强与法院等相关部门沟通协调，推动形成知识产权大保护格局。

检察机关办理侵犯商业秘密案件，应当积极发挥刑事诉讼主导作用，突出对证实商业秘密性质、侵权行为及损失后果证据的收集固定。要通过技术咨询、专家论证等方式，加强对鉴定意见的实质性审查。可以采取与诉讼参与人签订保密承诺等措施，防止检察办案环节泄露商业秘密风险。注重发挥职能作用，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保护机制，营造风险防范和产权保护良好氛围。

办理侵犯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案，要引导侦查机关及时固定电子证据，同时围绕犯罪事实全方位调取关联证据，对电子证据的证明力进行补强，切实解决侵犯著作权认定中的实质性相似问题。对于侵犯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上下游犯罪，要注重全链条打击，强化对互联网领域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打击力度。推动、完善权利人参与诉讼机制，积极帮助权利人挽回损失，切实将维护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落到实处。

2022年5月，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判决了一起著作权侵权刑事案件，被告人熊某、李某、黄某、张某分别被判处一年三个月至三年的有期徒刑、没收违法所得、并处相应的罚金。至此，这起曾在2020年就被中宣部等四部门联合挂牌督办的案件终于画上圆满句号。